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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人编织地毯的传奇

发表时间:2018-10-11 21:23:55  作者:  来源:  浏览量:0

       编织地毯对于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武功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许多人可能觉得,那是经济不宽裕时期的一种营生,婆娘女子起早贪黑一天几块钱的事,难登大雅之堂。各位小看武功手工地毯了,一件商品的价值关键看谁买、看谁用,而不是看生产者的衣服有没有补丁、脸洗净了没有、能认几个字,不是看在炕头还是村口的大树下生产的,生产时是点着煤油灯还是电灯,这些都不重要。武功手工地毯虽然大部分是一个个在农村都属于弱势群体的女性生产的,但武功手工编织地毯却百分百面向世界市场。早在“文革”时期,武功手工编织地毯就从普集车站上车皮,沿陇海、京汉铁路进天津,从天津港上轮船,远渡重洋,销往五大洲数十个国家。正是地毯,让武功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地毯产业是武功县七八十年代傲视全国的优势产业,地毯产业是20世纪武功经济发展的高峰,为武功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怀着自豪、感激的心情来回忆武功人的地毯事业。

       一、武功县派人到山东学习编织地毯

       1970年左右,武功县派人到山东某地学习编织手工地毯技术,这些人员成为武功县编织地毯第一批技术员。随后,武功县派技术员向各公社、各大队推广编织地毯,女社员们开始学习进度很慢,难度很大,随着时间的累积,各大队逐渐有一些心灵手巧的人学会了,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二、熏“缺缺儿”

         包裹在成熟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皮,俗称“缺缺儿”,只有内层颜色较白的能用,外层较硬且颜色或黑或黄的玉米皮不能用。玉米皮以前是用来烧饭或烧炕,用玉米皮编织地毯,完全是变废为宝,几乎没有成本。自从七十年代初武功县兴起编织手工地毯后,社员每年为大队剥玉米棒子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争相将内层较白的玉米皮收拾起来,为编织地毯做准备。听母亲说,一些年龄大的妇女不会编织手工地毯,就把自己收拾的玉米皮卖掉,编织地毯在行的人往往玉米皮不够用,就到各大队去收购,起初每斤1毛,后来涨到2毛、3毛。生产队收玉米时,一部分玉米皮留在了玉米杆上,母亲说玉米棒子收完后,有的妇女们会去地里摘剩余较白的玉米皮,甚至玉米杆被挖掉并摞起来后,还有人在里面找能用的玉米皮。玉米皮虽然几乎没有成本,但编织地毯者还需要买一些硫磺,并准备针和白色细线,有的地毯需要花色,还得买染色剂。玉米棒内层天然较白的玉米皮不能直接编织地毯,需要把拣出来的玉米皮放在一个大瓮里封闭,或者放在地上用大片塑料纸封闭起来,端起一碗水,编织者喝一口水,均匀地喷向玉米皮,不断翻腾,喝口水再喷,尽量使每片玉米皮湿度均匀,且湿度不能太大。然后在底层放一个碗,放置一小块燃烧的硫磺,上面用铁丝网等覆盖,要留缝隙,以便硫磺燃烧后的气味与潮湿的玉米皮发生化学反应,使玉米皮漂白且更柔软,一天时间玉米皮就可以熏好。硫磺淡淡的蓝光,寄托着编织地毯者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希望。玉米皮熏好后,揭开封闭的塑料纸,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硫磺燃烧或不充分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用硫磺熏后的玉米皮洁白柔软,这时还不能直接鞭辫子,需要把玉米皮根部较硬、较厚的半公分剪掉,这种活一般由不会鞭辫子也不会缝地毯的男性干,以节约时间,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干这种活。

    三、编辫子

       编织手工地毯的第一道主要工序是鞭辫子,鞭辫子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一定的基本功,我试过,没有成功。鞭辫子讲究均匀、光洁、平正,三股包裹紧实、均匀的玉米皮向上拧时,要确保弯曲、拱出的部分饱满、圆滑、流畅。鞭着鞭着,玉米皮的梢部会越来越细,这时就要再裹上一页玉米皮,而要上裹的玉米皮的薄厚、宽窄全凭经验,在行的鞭者为了速度,有时会用牙齿撕开一页玉米皮,一部分迅速用手裹上,另一部分继续咬着,咬着的部分如果依然很宽,还会再撕咬一次。双手及牙齿并用的感觉,将手工编织发挥到了极限,劳动和创造使鞭者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她们越鞭越有劲,越鞭越有成就感,鞭辫子体力消耗很小,如同念佛的人数佛珠,使鞭者内心平和。我很少见到鞭辫子生气的人,即使是生气的人,鞭着鞭着心情也会好多了。鞭辫子的人经常会坐到一起,边鞭边说,家长里短、逸闻趣事,此起彼伏。鞭辫子需要一个自制带勾的双道铁环,铁环之间的缝隙与辫子的厚度相当,一般都是6号左右的铁丝制作。辫子从缝隙中穿过,鞭的时候拽直,鞭得长了,用手拉下面的辫子,上面的鞭子就会变短,然后继续鞭。拉下面鞭子的时候,鞭子与铁环会产生摩擦声,如果铁环挂在窗户上,也会引起窗户微响。拉鞭子的声响是悦耳的,那是一小段工作成果的宣告,武功县鞭者数十年无数次的拉鞭子声,使无数个家庭的或大或小的愿望得以实现成为可能。

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不会缝地毯,就只鞭辫子,让自己的女儿帮忙缝。家里实在没人会缝的,就专门卖辫子。武功地毯兴起后,周边县一些与武功接壤的村子,也开始鞭辫子,他们主要鞭辫子,不缝地毯,因为七十年代只是收购武功境内的地毯,因此武功镇很早就兴起了买卖辫子的市场。

四、缝地毯

       鞭好辫子,下一步最关键工序就是缝地毯。缝地毯需要模型,外国公司的图纸发过来后,地毯技术员就要做出标准模型,各大队、各户再参照标准模型制作自己的模型,模型一般需要木匠协助,在垂直的龙骨钉上没有帽的细钉,这是一件非常精密的工作,几十个钉子的位置不容丝毫差错,否则地毯就要走形。模型做好后,就顺着模型铁钉的次序把辫子侧盘起来,盘上几圈,就要用线缝起来,再盘再缝,这道工序的技术含量最高,缝好的地毯要紧致、平整,线要隐藏得较好,尺寸要符合要求。

五、卖地毯

       地毯做好后,就要交到供销社或大队收地毯的人那里,有决定权的收购员当场决定,是否合格,合格者按件数当场给钱,不合格者认为是废品,不收,这时交地毯人的心都快要跳出来。如果被判定是废品,就要设法到别的收购点去碰运气,实在不行就拆了另缝。没有决定权的收购员,交地毯者要在地毯上缝上一块小布,写上名字,再向上级交验,没有验上,按名字退给交地毯者。因此,鞭辫子、缝地毯的技术含量不低,一般人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基本功,很难胜任。经过长期的摸索,武功县大部分女性都会鞭辫子,也基本都能缝地毯。

地毯的形状各式各样,有正方形的“斗方”、“四斗”等小型地毯,还有1218英寸、1830英寸的长方形、椭圆形等中型地毯,更有36圆、48圆、72圆等圆形大地毯,花型各异。除了地毯,武功还鞭汽车车垫、提篮等。母亲说,外国人之所以要中国的地毯,因为中国地毯很环保,废弃后便于处理,不污染,中国地毯也作为工艺品挂在墙上,或者铺在桌子上。 

         六、地毯收入是雪中送炭

       编织地毯事业在武功县发展很快,听母亲说,大概1976年左右,县领导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那一年地毯为武功县创收500万元,比全县数万亩棉花的效益都好,棉花是战略农产品,国家专门收购。那500万元到底是全县地毯出口的总额还是地毯产业为武功县商业系统创造的纯收入,不得而知。随着地毯事业的普及,武功县的地毯收入不断提高。

        编地毯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巨大利好,在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民在生产队劳动,都要挣工分,每个人一年挣多少工分有专人记录。长宁公社田段大队养骡子、马较多,一天一个成年男劳力最高十分工,价值1元钱,成年妇女每天最高七分工,价值7毛。长宁公社葛家大队种棉花多且有村办手工作坊,成年男劳力每天十分工值8毛,我的祖父葛占海解放后任村支书近三十年,独创加班制度,晚上干活另算工分,大多数成年男劳力一天会超过十分工,实际每天最高工分值超过田段大队。祖父为了村里人过得更好,想尽各种办法,带头苦干,虽然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但葛家大队生产突出,成为武功县的典型,让社员的生活相对好些,这比什么都重要。听第二任村支书葛世清爷爷说,八十年代初武功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从我们村开始试点。大部分的大队没有特色,效益低,一天十分工值3毛、4毛、5毛不等。到了年终,每个大队要将粮食分给社员,以人头、劳力按一定比例分配,如果分给某户粮食价值小于该户全体社员的工分值,说明该户贡献得多,属于“长款户”,该户工分值高于粮食值的部分,生产队将现金发给农户。听说长宁公社葛家大队葛智辉家由于劳力较多,某年长款达800多元。别小看七十年代的800元,那时国家普通干部的工资也就每个月三四十元,该户人家一年的额外收入完全可以平视北上广。分地后,他家是村里最早买拖拉机的家庭之一,那时一个拖拉机也要三、四千元。如果生产队分给某户粮食值高于其全体社员的工分值,说明该户劳力较少或者劳动积极性差,属于“短款”户,该户同样会得到粮食,但必须将工分值低于粮食值的部分用现金补上,如果实在补不起,那就向大队欠着,该户人家便会抬不起头。

       当时中国大部分的农村都是这样,靠挣工分生存,也不完全是现在所说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对生产队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工不轮换,有人一直干重活,有人一直干轻活,工分值都一样。“干的干,转的转,转的还给干的提意见。”总体上哪个大队组织性强,社员干活普遍比较积极,土政策较好,生活就相对好一点。当时中国农村能够像长宁公社葛家大队葛智辉家那样靠挣工分过上相对宽裕日子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农户终年缺钱、缺粮。

武功县人是那样的幸运,武功县的相关领导是那样的英明,1970年左右就引进编地毯事业。当时的中国工人、干部拿死工资,农村社员挣工分,没有个体商人,商业由国营和集体垄断,农民就是卖个鸡蛋也经常遭受打击。而编地毯是为国创汇,中央支持,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干。地毯事业在武功县逐渐推广开来,给武功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给武功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20世纪70年代,编织地毯是在农闲时进行的,更多的人是在晚上熬夜进行。母亲说,70年代初地毯刚兴起时,她与外婆、二姨3人利用农闲编织地毯,二姨专门鞭辫子,母亲缝制,外婆用剪刀剪去玉米皮一小截根部,有时外公也帮忙。长宁公社农历逢一、四、七有集会,收地毯,当时的集会大宗商品都由各供销社垄断,其他供销社或者村集体组织摊位也来长宁“跟会”,没有个体。母亲说她与外婆、二姨三个人,三四天就能做成一个直径36英寸的圆形地毯,70年代初可卖9.5元,70年代后期涨到12元。我说你们一个月可以做10个,卖100元,比两个普通国家干部的月工资还高。母亲说,白天还要给生产队上工,挣工分,只能是刮风下雨不能上工时鞭,主要是晚上。瞌睡来了,硬撑着,外婆做些零食让她和二姨吃一点,再继续鞭辫子、缝地毯,为了过上好日子,大家都拼了。外婆家劳力少,年年工分值不够所分的粮食值,每年都要向生产队补偿现金,生活较一般家庭艰难。母亲说,自从她们编地毯后,外婆家的日子才好转了,而且超过了一般的家庭,因为心灵手巧的母亲每天平均缝制地毯的价值是一个壮年男劳力四、五倍。母亲说,她们平均每天每人能挣二三元,而我舅家崔家大队成年男性劳力每天十分工才值5毛左右。母亲说,70年代初,长宁公社甲南村赵翠翠阿姨家,父母兄弟姐妹齐上阵,一个月收入数百元,成为武功县的典型,得到广泛宣传。他们家几年内用编织地毯收入的一部分盖了三间大房,轰动全县。

        由于我们上小学要吃饭,1986年母亲离开供销社,与父亲独立从事了近四年的地毯收购。1989年,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武功地毯外销市场缩小。1990年左右,父母地毯收购渠道利润空间很小后,就专门在家务农。农闲时母亲就“鞭辫子”、“缝地毯”,补贴家用。小时候我也学过,但没有成功,男孩的天性不适合,我鞭的辫子用不成,而我姐鞭的能用。虽然我鞭的辫子没有成为商品,没有产生价值,但我秋忙时就用粗硬的玉米皮鞭出较粗的绳子,拿到小学在课余与同学跳绳,有单人跳的短绳,也有很多人一起跳的长绳,那情景也不是一般的快乐。

七、武功地毯居功至伟

        20世纪末,武功地毯衰落。但直到今天,部分武功人还在编织手工地毯,只是地毯的经济效益已相对下降很多。地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武功人提供了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收入,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大宗商品均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没有个体户,编地毯营生显得更加宝贵。改革开放前后,武功县成为陕西省的教育大县,教育的发展需要经济支撑,我想,武功教育的发展与编织地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地毯在武功兴起后,母亲说周至县有刺绣产业,其他各县的社员根本就没有额外的收入,况且武功地毯在前期十几年内,经济效益非常高。20世纪后期有多少武功人上学的学费是母亲、姐妹熬夜鞭辫子、缝地毯的收入所撑起来的。武功地毯是成功的,因为它面向世界市场,给武功人带来了远高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编织地毯事业,正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小商品都是江浙地区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的。任何地区任何时候都不乏少数的飞黄腾达者,他们中品德高尚者固然也是当地的骄傲,但只有当一个地区的广大弱势群体凭借双手创造出较高的价值时,这个地方才充满生机,也才令人感到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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